（2009-01-07）

● 郑永年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可以至少从 三个方面来认识。

解决经改的负面后果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 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帮助 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 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 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基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 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 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 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 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 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 励消费。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 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 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 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 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

各国社会制度改革都是攻坚战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 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 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 不管有关部门的镇压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镇压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 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 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 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 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 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 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9-01-06）

　　此轮大规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哈马斯经常以火箭炮袭击以色列境内的民用目标，促使以色列从12月27日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反击，先是以空袭为主要手段，接着地面部队从不同方向开进加沙，对哈马斯武装力量形成分割清剿之势。

　 　以色列最初宣布的作战任务，只是要摧毁哈马斯的火箭炮发射设施；后来它又声称要全部剿灭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前者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或进或退比较灵活； 后者所要打击的目标分散，难以辨认和搜索，极易造成平民伤亡，且难以速战速决。无论是何种军事任务，以色列的最终战略目标，都是要消除哈马斯的威胁。这个 战略目标能否达到，就要看以色列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人口150万，武装力量大约有1万5000人。从军事装备的 质量和武装人员的数量来看，哈马斯处于绝对的弱势，以色列大军压境之后，在声势上可迅速建立支配地位。但是，这也是最危险的作战阶段，因为哈马斯武装力量 化整为零之后，随即潜入平民和非军事设施中。这种条件下的近距离非常规巷战，无疑使以色列士兵处于更大的威胁之下。假若以色列方面坚持要达到剿灭哈马斯的 目标，那反而有可能使这场反击行动陷入僵局，在大选前夕对以色列执政党构成不利局面。

　　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社会，好战的哈马斯原本并不 获得同情和支持，其与伊朗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是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关注。而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与温和的法塔赫之间的尖锐矛盾更是尽人皆知。以色列从维护 自身安全利益出发，对哈马斯的武装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并非没有理由，甚至值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但是，由于军事行动的规模过大，导致大批巴勒斯坦平民伤亡， 结果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乃至反感。以色列的战争目标还没有达到，在世界普通民众中的形象却已经受到损害。

　　在围剿哈马斯的地面战展开之 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全球的更大关注，结果使人们不再追究这场冲突何以发生的最初原因。而在阿拉伯世界，人们又开始对哈马斯抱持同情态度。加上 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态度很明显，继而激起了一些中东国家的反以、反美情绪。而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也使以色列背负很大压力。究竟是继续打下 去，还是见好就收？这不只是一个军事决策，而且更是以色列执政当局的政治难题。

　　对以色列而言，只要有不惜代价的决心，剿灭哈马斯武装力量并非不可能。但是，把哈马斯彻底消灭，加沙地带是否就会变得安全？以色列是否就能从此高枕无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结局并不能消除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敌视，反而会激起新的仇恨。

　　我们必须指出，哈马斯此次遭到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可以说是自食其果。很长时间以来，哈马斯的好战立场和行动给以巴和平谈判制造了障碍，更给加沙地带的人民带来了灾难。它必须改弦易辙，以务实和理性的态度去追求和平，而不是追求冲突与战争。

　 　当前，有关国家正在努力，试图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实现停火。在加沙战事一爆发时，我国外交部便表明对战事可能升级为人道灾难的担忧，在以军进入加沙展开 地面攻击之后，我国外交部也即刻表达“极度不安”，呼吁双方立刻停火，“以紧急应付迫切的人道主义问题”，很显然的，加沙战事已成为一场人道灾难，冲突双 方必须作出积极响应，立即停火并接受国际社会的斡旋和调解。

作者： 钟海之

外界应给予他们多些理解、多些关爱、多些掌声。

　 【侨报1月5日中国时评】北京时间1月3日晚，北京通州区一名入职不久的大学生村官杨涛（化名）上吊身亡，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杨涛此前曾两次割腕自杀未遂，警方怀疑其有抑郁症倾向。

　　媒体报道说，一周前，杨涛刚刚度过23岁的生

　　虽说杨涛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大学生村官自杀案，但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对这个年轻群体的深思。

　　事实上，虽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是大陆官方一项具有长远战略决策，但更多的大学生村官们却是在当前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的无奈选择。很多大学生仅仅把到农村任职作为报考公务员、考研等的跳板，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显然有违当局的初衷。

　　有一种说法称“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国情”，可见中国农村的情况之复杂、管理难度之大，这一点在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 土中国》中早有论述。在以家族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一名涉世不深的大学毕业生如何既融入其中，又不被低层文化俗化？更何况，一方面，不少大学毕业生原本就 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生活几乎是空白；另一方面，他们甚至从未有过服务农村的志向理想，其专业背景更与农村实际情形相距甚远。

　　即便是一些大学毕业生能满腔热忱地投身农村热土，也会由于实际生活环境差距、知识储备不足、心理落差难以补足等因素，而在短时间内难 以担当官方赋予的“村官角色”重任。村民们对他们也往往缺乏信任感，有人甚至认为大学毕业生下农村是没出息的表现。凡此种种，也让大学生村官心理压力不 轻。

　　中组部曾在2008年宣布，从这一年起，连续5年，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定职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这一消息甫出，即被舆论热评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

　　平心而论，笔者看好当局推出的大学生下乡制度，并期待其能给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新活力，但也希望在关注制度本身时，官方与舆论也 给与这些怀揣激情和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多些理解、多些关爱、多些掌声，让他们即便是在艰苦的基层也能保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心境。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临“震”脱逃、被网民讽为“范跑跑”的教师范美忠，近日受聘于北京某学校，但又因舆论的强大压力而被无限期推迟上岗，再次引发口水战。

　　有人说“范跑跑”讲真话，所以他再就业不该被阻。“范跑跑”曾在媒体面前承认，地震时他曾扔下学生率先 冲出教室逃命，但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这些都是真话，但无法掩盖其丧失师德、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又为己开脱的魂灵。

　　“范跑跑”还声称，后悔没有出生在自由、民主的美国。笔者倒认为，他如果真的出生在美国，恐怕早就成了过街老鼠，更不会有任何一所学校给他机会。职业道德并无国界之分，更与国家和社会制度无关。不能善尽职守的人，到任何国家都不会有市场。

　　笔者也曾为人师，深感教师是必须具有奉献精神的行业，“范跑跑”找任何工作都可以，但没有资格再教书育人，不能让他继续在学校误人子弟，荼毒学生的心智。

　　每一份职业都有其特有的责任。正因为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承担不同的责任，社会才能协调发展，如军人保家卫国、警察除暴安良、医生救死扶伤、教师教书育人。从道德观念的传播到文化知识的传授，从为人处世的道理到学生的生命安全，教师都应负起责任。

　　另有人说，逃生是人之本能，“范跑 跑”所为体现了个人的生命权利。可是，如果军人面对子弹逃跑，警察面对暴徒先撤，医生担心被传染撇下病人，教师面对危险抛弃学生……关键时刻，人人都以生 命权为借口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社会将陷入怎样的状态？“范跑跑”及其支持者貌似在强调生命权，实则对生命权的践踏和极大讽刺。

　　古语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传道在先，授业其次，解惑最后。传道就是要给学生传播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伦理规范，助学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操，助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何其重要！今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将“保护学生安全”写入新公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正是对此事件的 积极回应。

　　据说“范跑跑”还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这也说明，渊博的知识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教师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教书育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或官样文件。

   （作者系旅美自由撰稿人）

（美国侨报社论）新年伊始瞻望世界的2009年，中国必然还是超级焦点：经济学家仍将继续争论这个全球市场新星会否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政治学者则会观察万众瞩目的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一般预料会有大阅兵）之前，北京将如何应对从三月到七月的一系列政治 敏感事件纪念日——中国的牛年，似乎并不比2008年轻松。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最终定格在邓小平的剪影上，那么对新中国60年的图像重现难离毛泽东。在最近60年的世界当代史上，这个名字并不曾冷却：

　　从政治符号上说，无论是天安门城楼那 幅每年都要更换新作的毛泽东画像，还是对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无论首都群众集会还是解放军大阅兵，历史场景必然重现天安门的象征——60年前，毛站在城楼上 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今，面对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国人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从经济符号上说，带着毛泽东头像 的人民币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具看点、大受欢迎的货币。毛泽东时代制定的最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不仅“成功保护中国免受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上海财经闻人 童牧野语），也在当前危机暗影里发出光亮，以至大陆民间学者有人戏言：2009年的世界经济，将是毛泽东（人民币）和华盛顿（美元）的对话。

　　从社会符号上说，有谁会想到那本 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书市已畅销三年，那只印有毛泽东书写“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军用书包眼下已成外国游客在北京秀水市场最青睐的伴手 礼……尽管在今天有宅男、有街舞、有互联网的时代谈到毛泽东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时尚的象征，而无关信仰、思想、力量、革命甚或铁的纪律。

　　事实上，中国的2009年无论是 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民生、社会方面，中国人都将面对一个比改革开放30年更长的历史梳理。特别是在中国尚无一部官修的、权威的《共和国史》的情况下，当 代中国人那种避谈新中国开国之初公私合营、避谈人民公社、避谈文化大革命、总之避谈共和国前三十年史实的现象，将会面临着理性的拷问。这些省思尤其是在当 前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视中显得更为必要。

　　历史当然不会是简单的轮回，中共 更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批评和修正才逐渐找到一条带领这个庞大国家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虽然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一连串内部政治斗争格局早已被一个 新的经济增长时代所抛弃，但人们都不会忘记，追求独立自主建国的中国钢铁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及军事科技（更包括成功造出原子弹和氢弹）如 果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同样不会有未来甚至难以支撑改革开放30年。

　　如果把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分成前后 三十年的话，毛泽东的三十年在追求“有饭大家吃”（尽管政治内斗搞得最终快没饭吃了），而邓小平的三十年则是在追求“大家有饭吃”——这两个在经济社会学 者眼中分别代表公平和效率的词组，成为某种简约版的社会路径预测：或许未来三十年，中国需要重新强调公平化分配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属于中国，毛泽东也属于中 国。把毛邓相对立，相排斥，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正如把追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相对立会行不通。如果说过去60年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中国的明天也需 要重新发现毛泽东。因此，必须站在今天而不是昨天的坐标上，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谬误和价值。而且，必须寻找和厘清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逻辑。

　　中国充满希望，信心重过黄金。 2009年的中国又将在人类当代史上写下什么样的字句，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趣话题。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和蔓延，很有 可能会成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图景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本报相信，只要中国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就能抓住机遇，更上层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 色”。

　　已经来临的2009年，中国故事引人关注。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他会做些什么？

 (2009-01-05)

叶鹏飞（新加坡）

“2009年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希望之后的364天也能这样平静度过，什么大事都别发生——这就是我对于新的一年最大的期望了。”

　　这是一位中国大陆博客在元旦写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我的09年愿望》；标题很平实，但似乎也代表了众多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用北方方言“不折腾”来表明中共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

　　2008年对中国确实是很“折腾”的一年，举凡想得到及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都让这个大国给撞上了，加上席卷全球的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让中国人惊险地过上一整年。

　　当然，2008年对中国也不尽然都是坏消息，北京奥运在诸多险阻中还算顺利地举行，增加了不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神舟七号破空而去，象征着中国宇航事业和综合国力的另一跨越。

　　随着中国海员机智地用土制武器成功击退索马里海盗，北京呼应国际要求派战舰到东非海域护航，开启中国战船在多个世纪后重返印度洋的历史，以及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23日公开表示，认真研究考虑建造航空母舰的问题，都让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

　　中国的2009年会否是“什么大事都别发生”、“不折腾”的一年，恐怕大多数人都不至于过度乐观。

　　不少经济学者已经预测，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在今年进一步呈现，可是美国的衰退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的进取。在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势必要面对这一局面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其中最令中共忧心的恐怕就是社会的稳定。胡锦涛本周的三次公开讲话，几乎都离不开对社会稳定的关切。他在2009年元旦前夕的新年贺词中说，要“加快解 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在元旦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胡锦涛重申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在昨天会见武警部队党委一届六次全体会议人员时，他 又强调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这当中的道理不难明白，经济成长放缓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正逐步浮现。民工集中的广东因为企业倒闭，导致今年的返乡春运潮提前发生。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透露，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6%，远高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4%城镇登记失业率。

　 　不巧地，2009年又是中国的政治年，重要的政治月份包括3月中共“平叛”西藏50周年——去年威胁北京奥运的拉萨血腥骚乱也是在3月份爆发；5月是象 征中国人争取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90周年；6月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10月是中共建政，同时也是台海两岸分治60周年。

　　在失业阴影的笼罩下，任何一丁点火花都可能酿成政治或社会事件，当局日前拘留签署《零八宪章》、呼吁民主改革的作家刘晓波；扣押但最后释放5名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家长，都反映了中国政府防范未然的应对策略。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希望在众人发好愿的同时，也一起做好事，让2009年更为祥和、平安。